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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資訊

    專家評論: 減負并非“害了孩子, 肥了教輔, 誤了國家”

    文章來源:搜狐網    時間:2019-03-13

    “減負”是近幾年大力推行的教育政策之一。但隨著政府推行“減負”、治理課外培訓機構持續發力,教育界內外的質疑之聲不絕,為應試教育辯護的聲音也迭出。

    此外,一些國外案例被不斷引證,日本“寬松教育”的失敗和西方“快樂教育”的所謂騙局,成為中國不能減負的“前車之鑒”。教育的真相與價值在自媒體的操弄中被極大地混淆,制造著家長的焦慮。

    要為減負和素質教育辯護,首先需要澄清關于西方“快樂教育”和日本“寬松教育”的真相,撥亂反正,以正視聽。

    作者:楊東平,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本文來源 :公眾號“教育思想網”(ID: eduthought)。

    ........................................

    歐美國家的“快樂教育”是騙局嗎?

    關于西方教育最為蠱惑人心的奇談怪論,就是“快樂教育”是西方國家糊弄底層人民的騙局,所謂“底層快樂教育,中層素質教育,高層應試教育”。聲稱底層民眾的學校實行低質量的快樂教育,培養勞動者;中產階級子女的學校實行素質教育,而上層社會子女的精英學校,實行嚴格的應試教育,刻苦訓練,以培養社會的統治者。

    如按此說,中國的老百姓應當慶幸不已,我們都在享受最高端的教育了!

    討論學業負擔和評價教育質量,要有兩個基本的區分。

    1、首先,是義務教育還是高中教育

    減負優先關注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尤其是小學生的生存狀態。由于高中教育直接面對大學升學,教育競爭最為激烈,各國概莫能外。

    即使在美國,非哈佛、耶魯不上的也是一個很小的群體,(其中華人占相當比例),并不能代表高中學生的基本面貌。許多公辦州立大學的水平也很高,對本地居民收費優惠,是他們的首選。

    2、其次,關于教育分層

    所有國家都存在著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分層與教育分層。教育公共政策的目標,無不是致力于彌合和減少這種差距。

    由于美國多種族和移民社會的特征,學校經費來自房地產稅,使得不同社區的學校教育質量差異極大。

    許多城市中心以少數族裔學生為主的中小學,鞏固率、畢業率很低,校園風氣松弛,學業成就不達標。然而,這并非是針對特定人群、具有特定目標的教育模式,只是不合格學校和教育的失敗。

    類似地,中國偏僻的西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也有許多基本不開音體美、學業成就不達標的學校。同樣,它并不是針對貧困地區的獨立的教育模式。而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的教育哲學和教育模式其實是一致的,只不過由于資源和師資的差異,在實現的程度上不同,比如前者會組織學生去國外游學后者只是在國內等。

    事實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義務教育,無論歐美還是亞洲國家,主流的價值觀和教學模式,都是以兒童為中心,重視保護兒童的身心健康等。這種教育,名之為“快樂教育”并不嚴謹,似乎是只顧玩樂的放任教育。實際上,這是一種自由寬松、自然生長的教育。

    中小學生近視比率增高

    丹麥的教師告訴我們,在幼兒園和小學是沒有競爭概念的,學生需要學習的只是接納、合作、感恩等等。一位五年級學生的家庭作業,是讀20分鐘課外書。初中最重要的任務是幫助學生順利度過青春期,學生在九年級之前沒有考試。

    在英國小學從教的上海教師發現,他們并非每天布置作業,有時每周才做一次作業,而且學生似乎愿意交就交,沒有交也沒人催。

    參觀過美國學校的老師發現,課堂上老師和學生都顯得不緊不慢,教學設計也比較傳統和單一,以討論、交流、書寫等環節為主,沒有想象中的高效和新潮。

    一位美國老師介紹,美國的小學、初中其實沒有真正開始學習,真正有挑戰性和競爭性的學習從高中開始。美國基礎教育的精華是每天下午課后圍繞體育、藝術、社會實踐而開展的豐富多彩的活動。

    英國頂尖的私立學校伊頓公學,下午時間學生全部在在運動場上。對體育的高度重視和推崇是覆蓋歐美各類學校的,它似乎是更符合兒童天性、因而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教育行為。

    有人認為,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升學和就業競爭激烈,因而難以實行“快樂教育”,只有小國寡民、高福利的北歐國家才能做到。其實,北歐五國總人口達2200多萬,人口也不太少了。8300萬人口的德國,中小學實行半天上課,下午組織學生去參觀美術館、博物館、踢球、看電影,或者到野外散步。

    可見,這種自由寬松的教育在絕大多數國家是基本現實,既非小國寡民才能夠享受,也不是階級分層的騙局。

    近年來,由于新技術革命的刺激,重視培養創新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的教育改革正在加速,都是在繼續解構課堂中心、考試和分數至上的傳統模式。

    東亞國家與中國相似,具有重視考試和分數、望子成龍的儒教文化傳統。但是,這一陳舊傳統也正處在巨變之中。PISA2009測試的數據顯示,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競爭強度均已大幅低于上海。上海學生每周校外學習時間平均為17小時左右,遠遠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時。

    韓國的教育改革是個典型。多年來,韓國教育的哲學觀和價值觀是“發展教育”,就是培養能為國家做貢獻的杰出人才,國家和社會對擁有優秀學歷的學校、學生優先分配資源,學生、父母、老師和地方團體都投入到學歷競爭和成績競爭中。它在推進教育普及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收獲教育異化的苦果——

    考試成績競爭,破壞了全面素質教育理念;熾烈的課外培訓,給國民造成極大經濟負擔。據韓國SBS新聞報道,在OECD成員國中韓國學生的幸福感最低,學習壓力最大,自殺率也是最高的。這樣的教育會被看成失敗的教育。

    進入2000年,以創新和人性的創意為目標的人性教育政策成為韓國的主流觀點,從而脫出“發展教育”的窠臼,它被定名為“幸福教育”。實施“幸福教育”的抓手是“自由學期”制度,即在初一、初二學年選擇一個學期,取消期中和期末考試,實施靈活彈性的教育課程,開展多樣化的體驗活動。至2016年,韓國的3204所初中已經全部實施自由學期制,學生的幸福感明顯提升。

    日本的“寬松教育”告訴我們什么?

    亞洲國家中,日本“寬松教育”的變革成為關注的熱點。對其歷史和事實的深入揭示,比我們在媒體信息中看到的要深刻得多。

    “寬松教育”的提出,是日本針對六七十年代基礎教育的“畸形化”,對嚴重的“填鴨式教育”弊端的矯正和反撥。其中以1998年修改的《學習指導要領》的下調幅度最大——實行“一周5日制”,并將學習內容減少了約3成,上課時間減少了約1成。對“寬松教育”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次修訂中減少的教學內容過多,引致社會輿論對學力下降的擔憂。

    圖1 日本兩種不同教育的價值觀和特征

    這一擔憂因為2003年和2006年日本兩次PISA測試的成績下降,形成所謂的“PISA震驚”而坐實,導致“去寬松教育”的政策調整。2008年新一輪《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小學增加了278個課時,初中增加了105個課時;其余內容包括削減綜合性學習時間,廢止初中的選修科目等。

    圖2 日本中小學課時變化

    其實,“寬松教育”導致學力下降的事實是并不真實的。因為1998年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到2002年才正式實施,參加PISA 2003和PISA 2006測試的學生只是在小學段接受過1年或4年的“寬松教育”。

    PISA2009測試日本成績回升,被視為“去寬松教育”的成效。然而,正是參加2009年測試的15歲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接受了完整的“寬松教育”(約為1994 年出生,2001年上小學,2007年上初中),可見輿論與事實之間的差距之大。

    “寬松教育”在日本是個已經過時、不被關注的話題,只是在中國被重新“爆炒”。因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能夠從中汲取什么?

    1、 “寬松教育”是社會經濟邏輯的產物,而非教育自身的選擇

    寬松教育的提出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轉型,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期結束,日本制造業外移,經濟界認為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應當培養具有生存能力、思考力、創新能力的人才。

    1978年,文部科學省提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由于“寬松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并非出自對兒童的考慮,而是為解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決策,這一動機和價值觀本身就有問題。

    反過來,社會對“寬松教育”的擔憂、對“寬松一代”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主要是社會情緒的表達,而非來自教育自身的評價。

    在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后,全社會彌漫著不安情緒,“寬松教育”于是成為替罪羊。日本學者認為,重要的問題并不是兒童學力下降,而是需要關注教育背后社會的巨大變化,關注日本社會與新世界整體上的不適應。諸如對“寬松一代”的低評價,他們在行為舉止、思想觀念上不像老派日本人那樣守規矩,懂禮貌和勤奮,比較崇尚自由和個性化,加之“少子化”和“低欲望社會”的現實,社會如何面對和適應,是超越教育的重大挑戰。

    2、不應過于看重PISA這種一次性的紙筆測試

    導致2003、2006年日本PISA成績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參測國家和地區增加,同屬“第一梯隊”的臺灣、韓國、香港等地參與,日本的名次相對下降。而真正完整接受寬松教育的“寬松一代”參加的2009年測試,成績卻大幅回升。可見一次性紙筆測試作為教育評價的確定性是可以質疑的。

    同樣,在2015年的PISA測試中,新加坡名列第一,日本第二,而中國隊成績大幅下滑,總體排名第10。因為這一屆的中國聯隊由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地組成,盡管仍然是國內教育最發達的地區,但顯然與單純由上海隊代表不同。如果國內參測的省份更多,相信成績下滑會更為顯著。對此也不必過度反應。但在PISA2015測試中呈現的其它問題尤其是教育公平問題,卻是應當高度重視的。

    3、關注教育政策的綜合影響,尤其是教育公平

    與國內自媒體認為日本“寬松教育”大方向錯了,正在重新走向“應試教育”不同,日本學者認為日本教育培養生存力、創造力、深度學習等理念與價值觀并沒有變化。需要反思的是目標和手段不相符的問題——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并非靠簡單減少機械學習內容就可以實現,還需要配套的課程與教學方法,這方面顯然沒有跟上。

    更為重要的反思,是“寬松教育”本應為學生、教師、家長松綁。但實際并不寬松。由于社會的競爭態勢依舊存在,有升學壓力的學生將戰場從公立學校轉向私立學校和校外補習機構,從而擴大了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差距。因此擴大了學力的階層差距。這一問題在中國也存在,而且情況尤為嚴重。

    關于教育公平,有三個重要指標

    對同一件事情,出現完全不同的批評和評價,既是由于資訊的不準確和真相的缺失,也來自不同的教育價值觀。重要的是,首先需要建立改革共識、理想共識,是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回答應試教育究竟是否“政治正確”? 減負真的是減錯了嗎,是害了孩子、誤了國家嗎?

    對應試教育最強有力的辯護,是視它為保障教育公平、寒門子弟上升的不二法門,是一種雖不完美、但“最不壞”的制度。但是,這是需要證明和檢驗的。PISA2015對各國教育公平的評價,提供了權威的實證數據。

    在PISA看來,教育公平不僅意味著教育資源、機會的平等,更要進一步地評價教育在多大程度可以減少因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而帶來的不公平,從而讓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階層的孩子能夠獲得同等的成長。PISA2015測試報告中,有3個關于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標。

    1、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指數

    通過評價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意愿和學習動力,看各階層孩子的差異,形成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指數,數值越大表示越不公平。這一指數世界平均值是12.9,中國大陸是18.5,美國是11.4,香港是4.9,澳門是1.7。

    2、學生社會經濟地位分數差

    指的是由于學生社會地位的不同而導致的分數差異。研究者把學生分為五個不同級別,計算每跨越一個等級,會對成績產生多大的影響。世界平均值是38分,中國大陸為40,美國是33,香港是19,澳門是12。

    3、學校社會經濟地位分數差

    把測試學校根據其社會經濟地位劃分為三個等級,計算不同等級間的分數差距3。從第一等級到第三等級,學校間的分數差異世界平均值為104分,中國大陸是156,美國是91,香港是79,澳門是20。

    可見,無論學生個體還是學校,中國大陸教育的公平狀況顯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的是在高度競爭的應試教育體制下導致的學校差距和階層差距。考慮到參與此次PISA測試的是中國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四個地區(上海、北京、廣州和江蘇?。?,不難推測實際的情況比數據顯示的要更嚴重。

    從數據看,即便是中國一線城市,教育公平狀況都無法與日本、韓國相比。許多競爭論者的價值偏差是只計較教育績效,而無教育公平的關懷。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何以日本的基礎教育比我們更為公平?

    同樣位居PISA成績第一梯隊,芬蘭、日本、韓國學生的學業負擔遠低于中國,說明中國學生“拼時間拼命”的應試模式學習效率相當低。所以,我們還需要探究,何以日本的基礎教育比我們更為高效?

    日本理科教材,很薄

    精英主義,還是大眾主義?

    為應試教育辯護的另一理據,是認為嚴格的知識教育和考試訓練是國家競爭、培養優秀人才的必經之路。將基礎教育納入極其狹窄的學術性的競爭軌道,以培養科學家、拔尖人才為目標,將教育視為國家競爭的工具,體現的是一種國家功利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價值觀。

    任何國家的教育都具有選拔、篩選的功能,造就一批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優異人才和未來社會的領袖人才。問題是究竟是在更廣泛地普及教育的基礎上,以及在寬松、自由的文化土壤中使他們自然生長;還是如舉國體制的競技體育那樣,嚴格訓練、層層篩選,為了篩選出少數“尖子”,讓大多數人為之“陪綁”并成為教育的失敗者?

    關于拔尖人才培養的實效。有人說,我們培養諾獎人才是不太成功,但我們不是培養出了大批訓練有素的專門人才,支撐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嗎?我想問的是,培養各類專門人才、應用人才,真的需要花那么長的時間,付出犧牲身心健康、童年和青春這樣昂貴的代價嗎?

    應試競爭正在成為一場不斷升級加碼的“軍備競賽”,將每個家庭、每個兒童都投入無法選擇、無法逃遁的單一軌道。因此,應試教育真正嚴重的問題,也許還不是拔尖人才或專門人才的培養,而是貽誤了面向大多數人的國民基本素養的教育。教育最為本質的功能被虛置架空,令人觸目驚心的國民素養低下和道德滑坡的現實隨處可見,就不奇怪了。

    任何國家國民教育的基本價值和功能,必定是面向大多數學生,培養未來社會的合格公民。一個民族的基本素質,健康、文明、有文化、有教養,才是國家進步的基礎,這種國民素養是無法如精英人才那樣可以花錢引進的。

    以國家競爭和培養拔尖人才為旨,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為快速實現工業化構建的教育制度,在中小學層層建立“重點學?!币赃x拔尖子。它所造就的等級化的學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試至上、唯分數的教育評價,終于在90年代之后釀成應試教育之大觀,成為傷害一代又一代兒童、貌似不可戰勝的怪獸。

    21世紀已經過去18年了,在不久的將來,人工智能將會達到發展的“奇點”。今天在學校的少年兒童在走上社會時,我們熟悉的許多職業和工作技能將會消失。因此,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換賽場、換頻道,開辟面向未來的教育創新之路。而我們還在討論是否應當減負、應試教育是否“政治正確”,讓人情何以堪!

    有人會說,誰不愿意讓孩子輕松、健康,但是沒有辦法,應試教育改變不了??!

    如果因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我們不僅習慣了黑暗甚至轉而謳歌黑暗,死抱著應試教育不放,不思改革,不敢改革,甚至認為這就是最好的教育,減負就會誤國害民。那么,我們就只能永遠原地踏步,在應試教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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